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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明清时期的文化2

　　www.cnedu.com.cn　 2005-5-9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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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星

　　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人。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生；约清康熙五年(1666年)卒。手工业技术、农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哲学、经济学、文学。

　　16一l7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萌发，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为“天崩地解”的时代，认为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具有“别开生面”的特色。这时不仅启蒙社会思潮兴起，还兴起了启蒙科学思潮。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和王夫之等人都是在这一时代应运而出的代表人物。

　　宋应星出身于书香世家。其曾祖宋景(1476—1547)弘治十八年(1505)进土，历任山东参政、山西左布政使、南京工部尚书转兵部尚书，进京师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二品)，卒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谥庄靖，是明代中期重要阁臣。他为官清廉，曾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政策，史称其“有古大臣风”，对宋族后代有很大影响。宋应星祖父承庆(1522一l 547)为宋景的第三子，少有大才，志竞进取，邑庠生(秀才)，青年夭卒，未酬其志。遗一孤子国霖(1547—1629)，即宋应星之父。宋国霖少孤，在母顾氏和叔和庆(1524—1611)照养下成人，少补诸生，在库40年，一生为秀才，未出仕。宋国霖有4子，长子应昇(1578—1646)、次子应鼎(1582—1629)、三子应星、幼子应晶(1590一?)。其中应升与应星为魏氏(1555—1632)所生。自宋景至宋承庆一代时，宋家犹鼎盛，但至宋国霖时家境渐以萧条。

　　奉新地处江西南昌府境内，明代这里文风很盛。宋应星幼时与兄应升同在叔祖宋和庆开办的家塾中就读。宋和庆是隆庆三年(1569)进士，授浙江安吉州同知，进广西柳州府通判，未几辞官归里，在本乡兴办教育事业。宋应星在家塾中初投师于族叔宋国祚，继而就学于新建举人邓良知(1558—1638)。宋应星自幼聪明强记，“数岁能韵语”(作诗)，有过目不忘之才，很得老师及长辈喜爱。稍长，考入本县县学为庠生，熟读经史及诸子百家，他在程颐-程灏、周敦颐、朱熹及张载这宋代四大家中，独推张载的关学，从中接受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他对天文学、声学、农学及工艺制造之学有很大兴趣，曾熟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96)等书。此外，还喜欢音乐、作诗。他常与同窗好友赴本县风景名胜处郊游，相互催诗，相互激励，纵谈天下事。万历四十三年(1615) 宋应星与兄应升赴省城南昌参加乙卯科乡试。在一万多名考生中，29岁的宋应星考取全省第三名举人，其兄名列第六。奉新诸生中只有他们兄弟中举，故称“奉新二宋”。

　　乡试的成功使宋氏弟兄受到鼓舞，当年秋他们便前往京师(今北京)应次年丙辰科会试、但却名落孙山。他们决定下次再试，为了作好应试准备，宋应升、宋应星等人前往江西九江府古老的白鹿洞书院进修，当时任洞主的是有名学者舒曰敬(1558—1636)。舒日敬字元直，号碣石，南昌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是个有成就的教育家，“一时名公巨卿皆出其门下”。万历四十七年(1619)是神宗在位时最后一次会试之年，宋应星弟兄与江西其他考生齐会京师，但二兄弟仍未及第。此后，他们于天启及崇祯初年再试，均告失败，从此遂绝科举之念。崇祯四年(1631)宋应升由吏部铨选任浙江桐乡县令，宋应星回乡服待老母。崇祯八年(1635) 宋应星任本省袁州府分宜县学教谕。教授生员，是未人流的教职人员。该年其兄宋应升调任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令，因有政绩，被诰封为文林郎。宋应星在分宜县任教4年，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阶段，因为所有主要著作都发表于此期间。

　　崇祯十一年(1638) 宋应星在分宜任期满，考列优等，旋升任福建汀州府推官(正八品)，为省观察使下的属官，掌管一府刑狱，俗称刑厅，亦称司理。他任期未满，于崇祯十三年(1640)辞官归里，十六年(1643)又出任南直隶凤阳府毫州(今安徽阜阳地区)知州(正五品)，然此时已值明亡前夕。宋应星赴任后，州内因战乱破坏，连升堂处所都无，官员多出走。他几经努力重建，使之初具规模，又捐资在城内建立书院。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初，宋应星辞官返回奉新。当年三月，李自成大军攻占京师，明亡。四月，清兵人关，建都北京，宋应星成为亡国之民。甲申年五月，福王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权，为弘光元年。南明时，宋应星被荐授滁和兵巡道及南瑞兵巡道(是介于省及府州之间的地区长官)，但宋应星均辞而不就。明亡前，宋应升已升任广州知府，明亡后亦无意恋官，遂挂冠归里。

　　宋应星弟兄寄希望于南明，但此政权由阉奸阮大铖、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政权迅即灭亡。清兵南下取江西，宋应升于1646年服毒殉国。清朝建立后，宋应星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在贫困中度过晚年，拒不出仕，大约卒于康熙五年(1666)，享年80。卒后遗有二子，长子士慧字静生，次子士意字诚生，二人均有文才，人称“双玉”。宋应星生前教导子孙，一不要科举，二不要做官，子孙皆能奉父祖遗训，在家乡安心耕读。至清嘉庆年(1796—1820)，他的后代都成为贫苦农民。

　　宋应星一生适值明末乱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明政权又相当腐败，社会经济状况愈益恶化。他年轻时曾想通过科举入仕途径，施展其济国济民的政治抱负，但多次会试的失利，使他目睹考场与官场弊端丛生的黑暗现象，终与科举决裂而转向实学。他在会试途中，对南北各地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作了大规模科学考察，收集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在这万里行程中他还作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对明末社会作了剖析。这都为他日后撰写有关著作提供了素材。所以他虽历尽艰辛拔涉几十万里行程而未得中功名，但却获得极其珍贵的科学校术知识和社会见闻。更重要的是他在思想上的觉醒使他成为对封建主义和中世纪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和科学家。

　　宋应星才大学博，著作和研究领域涉及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的不同学科，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作品可分为以下四大类： (1)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有《天工开物》、《观象》、《乐律》等；(2)属于人文科学方面的有《野议》、《画音归正》、《杂色文》、《春秋戎狄解》等；(3)介于上述两大领域之间的有《原耗》、《卮言十种》等；(4)属于文学创作的有《思怜诗》、《美利笺》等。总共有十几种。这些著作都成于明末或明清之际，由于社会动乱，再加上作者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故为清统治者所不容，所以他的大部分作品已散失。现在保留下来的有《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5种，而后两种是《卮言十种》中残存下来的。

　　《天工开物》是宋应星主要代表作，此书于崇祯十年(1637)由友人涂绍煃(约1582—1645)资助刊刻。《天工开物》共3卷l8章，计有《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陶埏》、《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丹青》、《曲蘗》及《珠玉》等章，所叙述的内容涉及农业及工业近30个生产部门的技术。

　　《天工开物》所述几乎包括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各章先后顺序的安排是根据“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作出的。宋应星把与人民衣食有关的农业各章置于全书之首，其次是有关工业各章，而以不切国计民生的珠玉一章垫后，体现了作者重农、重工和注重实学的思想。

　　上卷有6章，多与农业有关，《乃粒》主要论述稻、麦以及黍、稷、粱、粟、麻、菽(豆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及有关生产工具，包括各种水利灌溉机械，并对以江西为代表的南方水稻的栽培技术介绍得特别详细。《乃服》包括养蚕、缫丝、丝织、棉纺、麻纺和毛纺等生产技术，以及工具、设备、操作要点，特别着重于浙江嘉兴、湖州地区养蚕的先进技术及丝纺、棉纺，给出了大提花机的结构图。《彰施》介绍各种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详于靛蓝的种植和蓝靛的提取以及从红花提取染料的过程，还涉及诸色染料的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叙述稻、麦等的收割、脱粒及磨粉等农作物加工技术及工具，偏重介绍稻谷加工所用的风车、水旋、石碾、土砻、木砻及制面粉的磨、罗等。《作咸》论述海盐、池盐、井盐等盐产地及制盐技术，尤详于海盐及井盐。《甘嗜》主要叙述甘蔗种植、制糖技术及工具，同时论及蜂蜜及饴饧(麦芽糖)。以上是上卷各章内容概要，每章所述内容不是平铺并列，而是有主有次，选择重要产品为研究重点，突出介绍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因此全书每章各节都主次分明。

　　中卷有7章，多为工业技术。《陶埏》叙述房屋建筑所用砖瓦及日常生活所用陶器、瓷器(白瓷、青瓷)的制造技术及工具，着重介绍江西景德镇生产民用白瓷的技术，从原料配制、造坯、过釉到入窖烧结，都给以说明。《冶铸》是论述中国传统铸造技术最详细的记录，着重叙述铜钟、铁锅和铜钱的铸造技术及设备，包括失蜡、实模及无模铸造等三种基本方法。《舟车》首先用数据标明船舶和车辆结构构件及用材，同时说明各种船、车驾驶方法，详细介绍了大运河上航行的运粮船“漕船”，是有关交通工具的专章。《锤锻》系统叙述了铁器和铜器锻造工艺，从万斤大铁锚到纤细绣花针都在讨论范围之内，其中还有各种生产工具如斧、凿、锄、锯等的制造，以及焊接、金属热处理等加工工艺。《燔石》论述烧制石灰、采煤、烧制矾石、硫黄及砒石的技术，对煤的分类、采掘、井下安全作业均有论述。《膏液》介绍16种油料植物子实的产油率、油的性状、用途，以及用压榨法及水代法提制油脂的技术及工具，还谈及桕皮油制法及用柏油制蜡烛的技术。《杀青》论述纸的种类、原料及用途，详细论述了造竹纸及皮纸的全套工艺技术及设备。

　　下卷包括5章，也属工业技术。《五金》论述金、银、铜、铁、锡、铅、锌等金属矿开采、洗选、冶炼和分离技术，还有灌钢、各种铜合金的冶炼以及珍贵的生产设备图。这一章记载了不少中国人民的创造发明，如以煤炼铁、用活塞风箱鼓风、直接将生铁炒成熟铁、以生铁与熟铁合炼成钢等等。《佳兵》涉及弓箭、弩、干等冷武器及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鸟铳和万人敌(旋转型火箭弹)等武器。《丹青》主要叙述以松烟及油烟制墨及供作颜料用的银朱(硫化汞)的制造技术，产品均为文房用具。《曲蘗》记述酒母、药用神曲及丹曲(红曲)所用原料、配比、制造技术及产品用途，其中红曲具有特殊性能，是宋朝之后才开始出现的新品种。《珠玉》则叙述在南海采珠，在新疆和田地区采玉，在井下采取宝石的方法以及加工技术，兼及玛瑙、水晶及琉璃等。全书除文字叙述外，还有123幅插图，展示工农业各有关生产过程。除个别章节引用前人著述外，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作者在南北各地科学调查的资料。在叙述生产过程具体技术的同时，作者还用“穷究试验”的研究方法对所述技术给以理论上的解释。这同一般的技术调查报告有所不同。

　　《天工开物》的可贵之处在于，书中记述了工农业生产中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用技术数据给以定量的解说，同时提出一系列理论概念，这就使该书成为一部科学技术的完整著作。例如在农业方面，《乃粒》章指出水稻育秧后30日即拔起分栽，一亩秧田可移栽25亩，即秧田与本田之比为1：25。又说早稻含水三斗、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这些技术数据对农业生产有指导作用，是育秧、插秧、灌溉的理论基础，在以前的农书中未曾有过记载。该章还论述作物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外界环境变迁对作物物种变异的影响，指出通过人工选择可培育出抗旱的旱稻，并介绍了以砒霜为农药拌种、以石灰中和酸性土壤等可贵的技术成就。《甘嗜》章主要介绍将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种植中，实行甘蔗移栽这种新技术。《粹精》章所述的江西水碓，以水力为能源，通过立式主轴带动各机件，同时具有灌田、脱粒及磨面3种功能，是17世纪世界上先进的农用机械。《乃服》章所介绍蚕的变异现象，与19世纪英国学者达尔文所述几乎相同，他提出将一化性蚕与二化性蚕，黄茧蚕与白茧蚕人工杂交，可培育出具有双亲优点的杂种蚕，通过蚕浴、排除病蚕实行人工淘汰，可使健蚕发育成长等，这都符合科学原理。《五金》所述将炼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可实现从生铁直接炼成熟铁的连续生产过程。他改进的用生铁及熟铁合炼成钢的设备原理，成为近代马丁炉的始祖。他在论述金、银、铜的单位体积内重量时，已有了比重的概念。他对金属锌(“倭铅”)的冶炼工艺的论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记载。对铜、锌以不同比例配合炼出具有不同性能的合金黄铜的论述，都具有世界性的生产指导意义。《燔石》章所论及的竖并采煤在井下安装巨竹筒以排除瓦斯和巷道支护的技术，以及烧砒石时的安全措施，都值得称道。

　　宋应星以“天工开物”命名其书，实际上是以此展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思想。它强调自然力(天工)与人工的配合、自然界的行为与人类活动的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资源中开发产物，以显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膏液》章指出：“草木之实，其中蕴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凭借木石(木榨与石磨)，而后倾注而出焉。此人巧聪明，……”正体现了“天工开物”的思想内涵。简言之，这一思想的核心意义是以“天工”补“人工”开万物，或借助于自然力和人力的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界中开发万物。日本学者三枝博音(1892—1963)在解释“天工开物”思想时写道：“‘天工’是与人类行为对适的自然界的行为。‘开物’是根据人类生存利益将自然界中包含的种种物由人类加工出来。在欧洲人的技术书中，恐怕没有这类书名的著作。技术确实是自然界与人类协调的产物，它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赖以沟通的桥梁。只有很好地理解了技术，才能懂得利用‘天工’的同时再用‘人工’开物”。这种“天工开物”思想像红线坐标那样贯穿于宋应星的整个书中。

　　《天工开物》是对中国古代农业和工业生产技术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在科学史中首开先例，其所述范围之广为以往任何著作所不及，足可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G．阿格里科拉(Agrico1a)撰写的《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1556)这本技术经典相媲美。此书出版后，很快便在福建由书商杨素卿于清初刊行第二版，并被清代官刻大型著作《古今图书集成》(1725)及《授时通考》(1737)广泛摘引。虽然l8世纪后半叶《天工开物》因有反清思想而一度遭到厄运，但仍成为当时许多学者的参考书。此书于l7世纪末传人日本，1771年大阪出现了和刻本，从此成为江户时代(1608一l 868)日本各界广为重视的读物，刺激了“开物之学”的兴起。 20世纪时，此书又被译成现代日语，至今畅销。 l8世纪《天工开物》还传到朝鲜，成为李朝(1392一l910)后期实学派学者参引的著作。1830一1840年间，《天工开物》中的《丹青》、《五金》、《乃服》、《彰施》及《杀青》等章还被摘译成法文，接着转译成英文、德文。《乃服》中的养蚕部分被译成意大利文和俄文。达尔文读过这部分内容，曾作过转引。1869年，《天工开物》有关工业各章的法文摘译，又被集中收入“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Indu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 L' Empire Chinois)，刊于巴黎。1964年，有关农业的前四章被译成德文。l966年，《天工开物》全书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目前，这部书已成为世界科学经典著作在各国流传，并受到高度评价。法国学者S．儒莲(Julien)称此书为“技术百科全书”，日本学者三枝博音称其为“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把《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可见这部书在世界科学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宋应星的另一代表作是《野议》，成书于崇祯九年(1636)。这是他的政论集，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全书万言，计有《世运》、《进身》、《民财》、《土气》、《屯田》、《催科》、《军铜》、《练兵》、《学政》、《盐政》、《风俗》及《乱萌》等l2议。作者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明末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及经济危机，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社会由乱而治，使国家转危为安，从而体现了这年科学家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爱国思想。这部作品也可看成宋应星希望崇祯皇帝实行变法的万言奏议。从各议内容来看，所述主要涉及以下5个方面：(1)指出各级政权机构人事制度及家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为加强国家政权建设，他揭露和批判了时制度的弊端及官吏的腐败，提出革新吏政及学政的方案。（2）于当时“民穷财尽”的经济局面，他揭露了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失误，提出革新方案及生财之道。(3)谈用兵、练兵及筹措军饷方法，揭露了军政上的弊病。(4)要求在社会上移风易俗，振作人的精神面貌，提高官兵的士气。(5)分析明末农民起义的经过和动因，指出与安民政策有关。总之，宋应星主张减免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呼吁罢除军界、政界中的贪官污吏，代之以廉洁奉公、一心为国的清官。使工农能获温饱、商人能有利可图，贫士有获得科举入仕的机会，各阶层的人都能各安其业。然后，全面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养兵练武，则国运或可有救。书中有许多精辟思想，如宋应星认为社会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增加社会财富意味着要大力发展农业和工业，提供丰富的劳动产品。他的这一财富观是对经济学原理的天才贡献。

　　《思怜诗》是宋应星于崇祯九年(1636)撰写的一本诗集，内有《思美诗》10首及《怜愚诗》42首，共52首，均为七言。该书主要反映了诗人的人生观成人生哲学，以文学形式表达他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看法。为此，他在诗中塑造了两大类典型人物，分别予以褒美与讥讽。他继承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诗论传统，主张写诗应揭露时政弊端、反映社会现实并给人以启迪与教化。《思美诗》中塑造了应当效法的一些贤人的形象：(1)身处乱世而洁身自励，不同流合污；(2)精忠报国，以造福百姓为做人根本；(3)德才兼备而识时务，以其思想、著作及实际行动唤起世人觉醒；(4)不图名利，一心为国尽忠、为民尽孝，必要时可牺牲一切。这样的人虽难得。但必千古流芳。《怜愚诗》塑造了应当讽刺和鞭挞的一些愚人的形象：(1)争权夺位，结党营私，祸国殃民；(2)贪婪无厌，聚敛财宝，剥削人民；(3)沽名钓誉，妄想世代富贵，死后还求美名；(4)迷信神佛及巫术，不相信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宋应星在诗中用对比的方式展示人生追求的目标应当是什么和怎样做人的道理。他的诗既有艺术性，又有哲理性。

　　《论气》是一部自然哲学著作，成书于崇祯十年(1637)，分为《形气》、《气声》、《水火》、《水尘》、《水风归藏》及《寒热》等篇章。宋应星继承了宋代哲学家张载(1020—l 077)的元气论并予以发展，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自然观哲学体系。他认为宇宙万物最原始的物质本原是“气”，由“气”而化“形”，形复返于气。介于形、气之间还有个物质层次是水火二气。他将元气论与新五行说结合起来，用“二气五行之说”来解释万物构成的机制。由元气形成水火二气、再由水火形成土，水火通过土形成金木有形之物，然后再逐步演变成万物。他的这一理论比王充、张载的元气论更为深化与绵密，也比当时西方用亚里土多德的四元素说(土火水气)解释万物生成更加具体。因为宋应星在气与万物之间引入了一些过渡的物质层次，而不是由气直接构成万物。他还进而讨论土石五金的“生化之理”，从中引出了物质在变化前后“未尝增”与“未尝减”的物质守恒思想。宋应星还指出动物体内所含物质成分与植物所含的是同类，而植物是摄取土中无生命养料与水而生长的，从而论证了有机界与无机界之间在物质构成上的统一性。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丰富科学技术知识的基础上的。

　　宋应星在《论气》的《气声篇》中还专门讨论自然科学中的声学问题，其中包括影响声调的各种条件、声速、声音的传播媒介和决定声强的因素等问题。谈到声音发生原理时，他指出“两气相轧”及“以形破气”引起气动而成声，以不同形式破气便有各种声音。声之产生在于破气、轧气时所引起的气的“微芒之间一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空气的振动。破气、逼气动作缓急(速度)与劲懦(力量)可决定声音大小。他还指出传播声音的介质是空气，又以炮声为例，指出单位时间内炮声所到达的距离为炮弹所及距离的10倍。关于声的传播方式，他认为就像以石击水所成的水波那样扩散，以波的形式在空气中传播。可见他已有了关于声波的初步理论概念。他的这些思想为此后声学理论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当时，欧洲关于声的传播媒介到底是空气，还是以太微粒或物质微粒，还在争论不休。直到17世纪德国学者O．盖里克(von Guericke)以抽气机作传声实验后，才证明声的传播介质是空气，而且声波的概念是在这以后很久才建立起来。宋应星研究声学时虽没有西方科学家掌握的一些较好的实验手段，但他在理论方面却提出了较先进的思维模式。

　　宋应星对天文学素有兴趣，他的《观象》卷本想放在《天工开物》内同时发表，但临梓删去。现存只有《谈天》(1637)卷，主要是说日。当他登山东泰山观日时酝酿了一种思想：“以今日之日为昨日之日，刻舟求剑之义。”他认为太阳不但沿其轨道周行不已，且其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从而提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这个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命题。他修正了张载提出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之说，批判了汉儒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宋应星这一“日日新”的思想后由王夫之所发挥。日食、月食本是自然现象，与人间的社会活动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古代的“天人感应”说认为，日、月食及其他异常自然现象是国政失纲、人君昏暗的象征，故上天以此作为警告。宋儒朱熹(1130一1200)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时，按天人感应说写道：“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以胜阴。……则日月之行虽或当食，而月常避日，……所以当食而不食也。” 宋应星针对这种错误观点批评说：“朱注以王者政修，月常避日，日当食而不食，其视月也太儇(随便)。”他以古代日食观测资料与古史作了对比，证明天人感应说是毫无根据的。过去人们对他的科技著作研究得较多，其实宋应星是作为科学家兼思想家而载人史册的。随着对他在人文科学方面著作的深入研究，他作为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将会被普遍确认。

　　文献

　　原始文献
[1] (明) 宋应星：天工开物，据明崇祯十年(l637)原刻本影印，中华书局，1959。
[2] (明) 宋应星：野议、思怜诗、论气、谈天四种，原刻本，1636一1637。
研究文献
[3] (明)宋应昇：方玉堂全集，原刻本，1638。
[4] 宋立权、宋育德：新吴雅溪末氏宗谱，奉新雅敦睦堂木刻本，1934。
[5] 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198l。
[6] 潘吉星；宋应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会通中西，科技治国的明朝重臣徐光启

　　在繁华的上海滩上，有一个文明的聚集区——徐家汇，它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内阁大学士、伟大的科学家徐光启身上。

历经坎坷踏上仕途

　　徐光启，字子先，号云扈，于公元1562年4月出生于上海一个贫苦家庭。遭倭寇劫掠过的家庭无法给他的童年提供优越的条件，仅能勉强维持生计，供他读书。通过科举考试人仕，是全家人对徐光启的期望。小光启能体会到父母的苦心，他聪明好学，读书成绩一直不错，徐光启20岁时如愿以偿地考中了秀才，通过了科举考试的第一关。但此后徐光启的运气却不太好。连续几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家境更加贫寒，通向功名的道路却依然漫长。被生计所迫的徐光启一面继续应付科举考试，一面帮家里干些农活，还不得不远赴广东、广西等地去做有钱人家的家庭教师。

　　公元1597年，35岁的徐先启再次奔赴乡试考场。为了筹备他赴安徽考试的盘费，母亲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为此全家人有几天断炊。而他为了节省路费，竟挑着行李，冒着大雨，沿江边步行100多里。这次考试，开始阅卷人仍把徐光启圈在榜外，直至发榜前两天，主考官、著名学者焦宏复查落选的试卷，一阅到徐光启的卷子就“击节叹赏”，看到后面时拍案叫绝，赞叹说：“此名士大儒无疑也!”于是把徐光启从落选者提为此次考试的第一名举人。一时间，徐光启名噪南北，他应试的那篇文章直至清代还被编人《读墨简练百篇》，作为全国秀才们的学习范文。

　　这次中举无疑给徐光启全家带来新的希望，甚至一些社会上层人物都对徐光启刮目相看。当时上海的大官僚地主顾冒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徐光启的儿子。徐光启金榜题名，虽感荣耀，亦有自己的苦衷。他20岁中秀才，35岁中举人，这十年中，徐光启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攻读四书五经、八股时文上面。其实，他并不是十分热衷功名的人，他参加科举考试，一是为了遂父母心愿，二是为了改变困窘的家庭状况及自卑环境。徐光启也并不在意八股时文，他后来曾对儿子说，那都是些雕虫小技，于经世致用无补。他更关心的是可强国利民的经世实学。因此他在埋头诗书和八股文的同时，也阅读了不少兵书和科技书籍。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是徐光启人生旅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这位传教士带来的三棱镜、自鸣钟、日晷仪等科技产品深深吸引了本就关注科技的徐光启。经过一年的交游，徐光启深受利玛窦的影响，被一种新奇的西方科技和文化所折服。次年，大明王朝的举人徐光启在南京受洗礼，正式加入了天主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天主教徒。

　　徐光启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明代晚期：一个危机四伏的时期，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浪潮叠起，东南沿海的倭寇侵扰愈演愈烈，东北地区西临着女真族的一次次进攻，国家危在旦夕。此时，胸怀报国之志的徐光启把目光投向科技，希望利用科技最终富国强兵，拯救祖国。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古代中国，科技向来不被人重视，被污蔑为“奇技淫巧”。我国一度在世界上领先的科学技术至明代已经落后于西方了。所以，安利玛窦将西方的先进科技知识介绍给徐光启时，徐光启的思想中就萌生了借西洋先进科技补中国科技不足，介绍西洋实用科学以振兴祖国的热望。1600年，他在南京和利玛窦一见如故，第二年就毫不犹豫地入了天主教，并取名paul，这在伦理道德规范森严的明代，不啻于石破天惊的举动。但徐光启此举并非出于宗教狂热，借西洋科技富国强兵才是他的根本动机。这一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决心和理想。不久，一个译介西洋科技的前无古人的创举就拉开了序幕。

译介西学会通中西

　　1604年，徐光启走完了他科举旅程中的最后一站，中了进士，进翰林院为庶吉士。从此，他把平生痛恨的八股文一概扔到一边，而专门致力于有益致用的实学。徐光启是个学者型的官员，他以自己平日所学去救正时弊。针对明王朝政治、军事、经济的腐朽现状，他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如《拟上安边御虏疏》、《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海防迂说》、《漕河议》等等，都是他这一阶段纵论时务的心血之作。但是由于人微言轻，以及大贵族，大官僚的排挤和反对，徐光启的这些合理的方案不能得以实施。

　　这时候，利玛窦也从南京来到北京，从此徐光启和利玛窦可以更方便地交流和探讨。在政治上失意的徐光启将满腔报国之情寄托于科学技术的钻研。他向利玛窦学习天文、算学、历法、水利、地理等学科，无一不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不仅要自己学习，徐光启还希望把西洋科学介绍到中国，让科技之花开遍神州。为了实现这一美好心愿，他向利玛窦提出翻译西洋书籍的要求。

　　他决定先从基础学科入手，首先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一本专门研究空间图形的形状、大小和位置及相互关系的书，在当时的欧洲一直受到科学家的赞誉，并被作为教科书使用。徐光启选译这本科学名著，显示了他学者的眼光。翻译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这项工作对徐光启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几何学对徐光启来说，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尤其是，一些学术名词的翻译，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但徐光启对翻译工作充满澎湃的激情，他仅用了约一年多工夫，以顽强的意志力译完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翻译的出色程度为后人所赞誉，梁启超评价此书时说：“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

　　继《几何原本》之后，徐光启翻译了《测量法义》，又与李之藻、熊元拔等人合译了《泰西水法》、《同文算指》。在他所编译的《大测》二卷中，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等概念。然而徐光启译介西洋科技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阻力首先来自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士来华的真正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介绍西洋学术只是传教的一种手段和诱饵，是用以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正因如此，他们向中国人传授科学知识决不是毫无保留地倾其所有。利玛窦了解到中国帝王看重历法，想通过先译介天文历法书籍打通中国政府上层，而徐光启认为数学是其他自然科学的基础。在徐光启的一再坚持和敦促下，利玛窦才勉强答应先译《几何原本》一书。《几何原本》一共15卷，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6卷，徐光启很想全部译完，但利玛窦却借故一再推托，终于没能完成全书。徐光启无限感慨地说，这也是西洋人奇货可居啊!

　　另一方面的阻力则来自中国内部的保守官僚士大夫。这一部分封建官僚对耶稣会士持仇视态度，在排斥西方天主教的同时，对西洋学术也一概加以贬斥，攻击西洋学术乱人学脉，是“奇器淫技”。因此他们主张厉行海禁，驱逐耶稣会士。在攻击耶稣会士的同时，他们也不放过国内的天主教徒。徐光启和李之藻这些人了天主教的官员更是他们讥讽和诽谤的主要对象。诸如“目无君父”、“不尊礼法”、“擅人邪教”的字眼如雨点般砸向徐光启等人。对于保守派的敬击，徐光启给予了严正驳斥。他认为西洋传教士播扬的科学技术，都是“致国家强盛，保天下太平的良策”，鲜明指出，如果西洋学术“真的有利于我国，又何必说什么远近呢”。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徐光启在《简平议说序》中极有远见地宣言，打破民族障壁，虚心博采外域先进文明，是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徐光启在此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溢于言表的爱国精神。更兼一种广阔的世界观和难得的开放精神。

　　此外，徐光启还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运算方法上并不比西方数学逊色，主张以西方数学的演绎推理补我国传统数学的不足，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会通中西，将中国的传统文明与西方先进的文化融会贯通。不仅如此，徐光启还雄心勃勃地提出。超胜西洋学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在徐光启的宏图规划中，会通”中西只是第一步，超胜西学才是他的宗旨所在。为了实现这一抱负，徐光启十分重视翻译和会通工作，信心十足地为超胜西学舴准备。

学以致用训练新兵

　　徐光启从事科技研究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在国难当头之际，他总希望能将自己的学识应用于现实社会，以了其学术救国的夙愿。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举兵南侵，攻占明朝东北的抚顺、清河等地。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上下为之震惊，群臣议论纷纷，无计可施。礼部侍郎何崇彦向神宗推荐徐光启，称徐光启熟知兵术，精通战守之策。神宗急召徐光启进京受命。身为左春坊左赞善(东宫官)的徐光启此时正在天津养病，得神宗诏令后不顾疾病缠身，立即动身进京听命。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廷再传噩耗，辽东经略杨镐率领40万大军兵分四路讨伐后金，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以空前的惨败告终，这一次兵败震动了整个京师，北京米价为之猛涨。立志报效国家的徐光启出于爱国义愤，接连向神宗上了三道奏疏，披肝沥胆，痛切陈词，分析此次兵败之因，主张“正兵”自强。徐光启指出杨镐兵败并不是敌人的兵多，也不是敌人的计策特别高明，而是我方不知用兵，原来双方兵力众寡相等，杨镐却兵分四路，力量分散，互不支援，致使敌军集中力量攻我一路，指挥上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怎不一败涂地呢？接下来，徐光启推出了以选才、造器，练兵、建台、联外为主要内容的“正兵”方案。他的“正兵”方案切中时弊，具有真知灼见。在徐光启的“正兵”方案中，他十分注重人才的选用，所以他把选才放在第一位。他一向认为“当今造就人才，要务必实用。”他引古语说：“才过十人谓之英，过百人谓之雄，过千人谓之俊，过万人谓之杰。”他要造就和选拔的军事人才就是这样的“英”、“雄”、“俊”、“杰”。在制造兵器和练兵上，徐光启也把选拔人才放在首位，主张挑选通兵术、聪明机智的人掌管造器局，博求海内知名工匠进行兵器制造；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总以精兵为根本”。

　　吏部尚书赵焕、工科给事中祝耀祖等人对徐光启都非常赏识，纷纷奏请朝廷任命徐光启兼监察御史，专事练兵。神宗皇帝在朝中大臣的压力下，眼看外患不息，战争不止，敌军虎视眈眈，不得不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八月下旨，晋升徐光启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理练兵事务。

　　徐光启承担训练新兵、防御都城的任务后，满怀信心地开始实践他的“正兵”计划。九月，他上疏十条有关练兵的事宜——关防、驻扎、将领、选士、军资、召募等。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他有职无权，徒有空名，向朝廷要兵没兵，要饷没饷，要器械没器械。他的练兵计划受到朝中昏聩大臣的阻挠，壮志难酬。在他的再三呼吁和争取下，他才勉强领到兵部、工部、户部的一些饷银，风尘仆仆地到北京郊外的通州、昌平选兵、练兵。然而，又出现了新问题。各地选送来的新兵太多，兵饷严重供应不足。在人情汹汹的局面下，朝廷担心新兵造反闹事，干脆把这个包袱推到徐光启身上。新兵到兵部去要饷，兵部欺骗他们说，兵饷都在徐光启那里，让各地新兵都到徐光启那里去领饷。徐光启叹息说：“我也正苦于无饷呢尸看着这些贫苦百姓出身、无饷无械，衣着破乱的新兵，徐光启动了恻隐之心。尽管自己一生拮据，徐光启仍倾其所有，拿出自己仅有的四百余两银子施舍给饥寒交迫的新兵们。

　　练兵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年岁已高的他又很投入，常常是言传身教，废寝忘食，过度的疲累，使他旧病复发。病魔缠身，又因计划屡屡遭到朝廷的阻挠和限制，徐光启痛感志不得伸，于是提出告假归田。

　　徐光启曾跟利玛窦学习西洋火器，知其威力。明军在同后金的作战中，由于火铳数量少而且落后，屡次败北。徐光启就决心把制造火器摆到重要地位，以补充明军火器的不足。早在昌平练兵时，徐光启就写信托李之藻到澳门购买西洋火器。徐光启告假不久，辽东缉略袁应泰同后金作战失利自杀，辽阳失陷。危急的局势使朝廷又想起了徐光启，以紧急军务诏他回京。还朝之后，徐光启就向朝廷提出制造西方火器的主张，得到明熹宗的赞同，朝中工部尚书王佐等人也极力支持他的计划。他对这一前景充满信心，写信给李之藻展望计划成功后的美好图景。然而徐光启的这一希望又落空了。当时，朝中大权为宦官魏忠贤所把持，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而徐光启为人正直，一心为国，不买魏忠贤的账，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魏忠贤的排挤。魏忠贤指使御史丘兆麟弹劾徐光启，使他制造火器的计划流产。徐光启满腔忧愤，再次称病辞职，回到老家上海去从事他的农业生产试验。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朝廷晋升徐光启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这是魏忠贤及其党羽对徐光启的拉拢收买，徐光启心里有数，圣旨发到上海请他赴任，他拒不动身。这一下又得罪了魏忠贤，魏忠贤指使党羽御史智铤弹劾徐光启，昏庸的熹宗下旨令他在家闲住。

发挥所长著书立说

　　公元1627年，熹宗驾崩，崇祯皇帝即位，这是一位力图振兴国事的君主。继位之初，他就坚决地铲除了魏忠贤阉党，将一批因得罪魏忠贤而罢官的正直官员复职录用。徐光启就在此时被召回朝廷。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崇祯帝考虑到国家用度不足，下旨让廷臣讨论行屯政、盐政之策。徐光启说，屯政关键在于垦荒，盐政的关键在于严禁私人贩卖。崇祯很是赏识。晋升光启为礼部尚书。

　　公元1629年5月发生一次日食，崇祯帝发现钦天监的推算不准，要予以治罪。徐光启精通历法知识，他用西法推算的结果与实际情况很接近，他向崇祯解释说：“台官们是根据元代郭守敬的历法来测日食的。我听说时间久了，历法就会出现误差，应该及时修正。”崇祯帝依徐光启之言，用西洋人修订历法，设西法历局，命徐光启为监督，召西洋传教士龙华民、邓玉涵、罗：雅各等人推算历法，由此揭开了徐光启钻研天文，修治历法的序幕。

　　早在万历年间，徐光启在翻译西方科技著作时，就开始接触西洋测量、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立志要把西方先进的天文学介绍到中国来。经过数十年的宣传和争取，终于有了设立历局编译西法的机会。

　　在徐光启的领导下，历局对我国古代历法进行了研究，同时认真钻研西方的科学方法，翻译了许多天文学方面的书。同时，他还引进了西方的先进天文仪器，如欧洲的时辰钟和伽利略发明的天体望远镜。从而绘制出一幅《全天球恒星图》。此次修历的最大成果是编撰了一部《崇祯历书》。徐光启深知历法与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关系重大，因此，在编修过程中，70岁高龄的他不仅领导修历工作，还坚持亲自动手，从制订计划、引进人才和设备，制造仪器、观测、译撰到钱粮分配等，无不直接操持。据不完全统计，在他主持四年多历局事务期间，先后向皇帝上疏34次，作了种种努力，把汤若望、王应遴、陈应登等精通历法的人物调到历局工作。

　　徐光启自己也参加撰写、编译和修改、润色工作。他亲自撰写的就有《历书总目》、《历学小辩》等多卷。他对历书编撰工作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编历一开始他就订立原则：“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辩不能著数。”他对全部译撰的稿件都要进行审阅和修改。发现错误立即纠正。每卷往往须经过七八次修改，润色才能定稿。在病中，他还靠着床修改《崇祯历书》的草稿。

　徐光启反复强调实际天象是检验历法疏密的唯一标准。在编历过程中，只要有日、月食发生，他都亲自到观象台上进行观测。有一次，徐光启忽然想到一种观测冬至时刻的巧妙方法，立即跑到观象台上去试测，不幸从台上跌落下来，损伤了腰部和膝盖。

　　整整花了三年时间，他终于编成130余卷的《崇祯历书》，即后来传之于世的《新法历书》。《崇祯历书》由《测天约说》、《浑天仪说》、《恒星历指》等多种书合编而成，做到了“上溯远古，下验将来”。依据《崇祯历书》来预测日食，误差已在半刻钟之内，其精密程度要比以往的历法高得多，已经赶上了西方最先进的水平。我们现在用的“农历”，就是在《崇祯历书》的基础上修正而成的。新的历书还引入了“地球”的概念，引入了地理经纬度的概念，从而在日、月食计算中，比旧历法大大前进了一步。徐光启还利用望远镜观察天象，在我国第一个说明了银河是由无数远星组成的。

　　在徐光启主持修历期间，同样遇到许多阻碍，受到多方攻击。一些保守官僚反对引进西洋历法，想用传统的历法压倒徐光启。四川巡按马如蛟声称冷守中精通历法，把他的历书送到历局，企图折服徐光启，并取而代之。可是冷守中推算的时刻是错误的，而徐光启用新法推算出来的结果却正确无误。不久，守旧派又发动一次进攻。有个叫魏文魁的写了《历元》、《历测》两部书，攻击历官推算节气有误，向徐光启叫板。徐光启看过他的历书后，提出不同意见。崇祯帝命魏文魁组成东局，与徐光启领导的西法历局争论，结果是徐光启在争论中证明了新法的正确性。

　　徐光启留给我们的另一伟大文化遗产便是《农政全书》。这部农业科学的伟大著作总结了我国历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是我国古代农业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农政全书》由酝酿到成书，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主张经世致用的徐光启对国家之本的农业一直给予重视。早年，他就编写了通俗的《芜菁疏》、《吉贝蔬》等小册子向农民介绍种植经验和方法。万历四十一年，徐光启遭朝臣排挤，托假告病，前往天津购置土地，以屯田的亲身体验致力于对农学的研究。徐光启在天津参加农事活动，“随时采集，兼之访问”，先后撰成《壮耕录》、《宜垦令》等农书。《农政全书》中的开垦、水利和荒政三个项目部分内容就是他在天津屯田时的实践经验和心得。

　　天启年间，徐光启遭魏忠贤排挤，告假回上海闲住，开始专门致力于他的农业研究。徐光启不仅研究了大量的农业资料，并且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科学实验。甘薯最初是由国外引进中国的，起初只在福建沿海很少的一些地方种植。徐光启把它引进家乡种植，进行了多次试种，终于获得成功。在上海推广后，他又将甘薯的种植扩大到全国。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初稿就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当时徐光启编这部著作，只是统称为《农书》。至徐光启去世后，由陈子龙等人整理刊刻成现行的《农政全书》。《农政全书》是一部农业科学的百科全书。全书共计60卷，60万字，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木、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共12门，可谓农、林、牧、副之大成。凡关于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技术知识等，应有尽有。书中引录了229种古代和同时代的文献资料。徐光启不仅杂采众家，对大量材料进行分类汇辑，而且加了不少详注表明自己的见解。有时还记录自己亲自试验的结果。明末，政治腐败造成社会两大突出矛盾：“民怒”和“民饥”。徐光启从忧国爱民，备荒救灾出发，在农书中专辟“荒政”一门，收集了《救荒本草》述及的各种野生植物达473种。徐光启亲自尝过的就有30多种，并在书中注明哪些有“嘉味”可作蔬菜，哪些比较“难食”等字样。

　　在《农政全书》的编著过程中，徐光启多次深入农村访问调查，拜老农为师，遇一人则问，至一地则问。如在“荒政”一章中，“除蝗疏”里记载的关于蝗虫生长过程的内容，就是从老农那里采访来的。在“蚕桑广类”章中谈到本棉的种植，也引用了农民的经验说：我听毫农说棉种一定要在冬月碾取。碾取时必须先晒一晒。在“种植”章中讲到乌臼树韵接种方法，一位山中老圃给他介绍了一种新法子，他以此法去试验，得以成功。

　　在《农政全书》中，徐光启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农作物例如种茶，他便大力提倡。对于当时黑暗的社会政治，他也常常予以暴露、谴责。在“救荒”章“野菜谱”中，保留了许多表现农民痛苦生活的歌谣。如“丝荞荞，如丝缕。昔为养蚕人，今作挑菜侣。养蚕衣整齐，挑菜衣褴褛。张家姑，李家女，陇头相见泪如雨”。等等。

晚拜宰辅鞠躬尽瘁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五月，徐光启以本官兼任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不久又加太子太保衔，进为文渊伺大学士。这时他已70多岁了，朝政为奸臣温体仁、周延儒等人把持，他只能办些琐杂的行政事务，自己虽有满腹经济之才，却不能有什么建树。第二年十月，72岁的徐光启因过度劳累而逝世。徐光启死于任上，官拜宰相，位极人臣，但“盖棺之日，囊无余资”，两袖清风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崇祯帝下令追赠其为少保，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光启的故乡——上海徐家汇安葬。

　　徐光启以赤诚之心示祖国，以开放之心献科学，以进取之志求真理。传播文明之火，做会通中西第一人；身居高官，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图自强。明末清初的查继佐赞美他：“生平务有用之学，尽绝诸嗜好。博访坐论，无间寝食。”余秋雨先生说：“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可见，徐光启是我国历史上富有科学成就的一位可敬宰辅，他的中西合璧的开放精神，将永远昭示后人不断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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