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台关系历史演变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台日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台湾当局与日本的关系先后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一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迫撤出台湾，在美国的撮合下，台日签订合约，并建立“外交关系”；二是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台湾当局“断交”，但仍然暗地里保持和发展着“实质关系”；三是冷战结束后，台日关系明显提升，进入全面强化时期。

(一)战后台日关系的演变
从二战结束后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日本一直承认台湾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权”，同台湾保持着十分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实际上，对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来说，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又一个主要支持者，并与台湾政权一起加入冷战阵营，共同发挥着美国的“反共防波堤”的作用。

1.台日签订和约，逐步恢复关系(1945年8月至1952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日军第10方面军司令兼台湾总督安藤吉利在投降书上签字。当时“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长官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从即日起台湾和澎湖群岛正式重新归入中国主权之下。自此，日本殖民主义者在台湾长达50年的统治结束了。国民党从日本占领者手中，接受了775个规模较大的企业，这些资财成为后来台湾官营资本的重要基础。由于当时日本被美国占领，1949年12月蒋介石逃台之前，日本同台湾完全断绝了政治和经济关系。

1951年9月3日，美英等国单独与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该和约的第二条只提“日本放弃台湾和澎湖群岛的一切权利、权利名义和要求”，而不提归还中国，实际上是为“台湾地位未定论”制造法律依据。同时也是为此后美日分离台湾的阴谋制造理论根据。1952年4月28日，美国宣布《旧金山和约》生效。同一天，日本政府和台湾当局在台北签订《台日和平条约》，并在台北和东京互设“大使馆”。5月5日，中国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宣布《旧金山和约》生效是非法的，美国策动日本与台湾当局缔结条约，意在把两个傀儡联在一起，构成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国人民和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2.台日经济关系发展顺利，外交关系一波三折(1952年至1972年9月)
在《台日和平条约》签订后的20年间，台日双方保持并发展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各种关系。1952年7月29日，“台湾日本经济协会”成立，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张群等人鼓吹台日合作，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在政治上共同反共。此后，日本加速向台湾扩张。20世纪50年代中期，台日经济关系已恢复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的水平，台湾对日本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1955年台出口总额为1.23亿美元，其中对日出口为0.7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9%。据台湾官方统计，1952年至1970年日本对台投资386件，占外国人对台投资587件的65.7%，投资额为0.89亿美元，占外国对台投资总额3.962亿美元的22.5%。20世纪50年代，台湾处于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内向型经济阶段；日本在经济上也处于从恢复到技术革新和设备投资的现代化阶段，双方都处于资金短缺时期。1950年9月，台日通过签订《台湾和被占领的日本之间的贸易协定》建立了易货贸易关系。从1953年开始又由易货贸易改为记帐贸易。据此，台日之间每年举行贸易会议，制定贸易计划，进行贸易，从而促进了台日贸易的发展。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双方“除了维持贸易往来之外，其他领域的经济关系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大中型企业通过技术合作和合资等方式扩大对台湾的投资。台湾实行了“以外贸养工业”的新策略，发展外向型经济，使经济日益转向国际市场。同期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产业现代化逐步实现，商品出口急剧膨胀，特别是1965年以后外贸顺差成为定局，日本资本也加入了出口的行列。因此，台日经济迅速发展，且日趋紧密。整个60年代，台湾对日出口年均增长12.89%。日本对台出口年均增长21.01%。1971年双边贸易额达12亿美元，大量的日本资本涌入台湾的三个出口加工区。到1971年，日本私人在台投资为406件，9685万美元，1965年和1971年台湾还接受了日本政府的两次金额为1﹒5亿美元和2245万美元的日元贷款。在台湾，日本的三菱、三井、住友等大企业集团和松下、日立、东芝等大垄断企业都扎下了根。
台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导致了台湾对日本资本尤其是技术的高度依赖，也导致台湾对日本的工业材料和零部件的严重依赖。“台湾逐渐发展成为日本的外围加工基地”。

从1952年到1972年，台日之间较之经济关系的发展比较顺利，但双方政治关系发展却经历了几起几落，“外交关系”更是一波三折。1952年到1956年，即日本政府的吉田、鸠山内阁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的低潮期。对日和约签订后的吉田内阁时期，台日关系并不密切，只是在台日“和约”生效时，张群作为特使访日，1953年至1954年双方外长有一次互访。因为日本认为“经济恢复是燃眉之急和无可置疑的第一要务”，“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之后的最高要求”。

及至日本政府的鸠山内阁时期，始于吉田时期的中日民间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55年5月，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订，协定规定双方定期在对方国家举办商品博览会、互设通商代表机构、鸠山对该协定表示支持和协助)，
而中苏关系方面，在1954年10月中苏联合声明中也宣布愿与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日本在努力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苏联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方面，将得到中苏两国的全面支持”等。同年12月，《人民日报》社论表示：“中国政府将准备采取步骤，来使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这一切造成了中日关系改善的气氛，引起台湾的极大不安。台湾当局认为日本既然承认了自己，“当然不能容许有任何助长叛乱集团势力的行为”，并就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指出此为台日间“发生磨擦的根源”。

在台日政治关系于1956年冷淡到极点之时，却出现了峰回路转的种种迹象：上半年台湾立法院院长张道藩率团访日，不久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石井光次郎率团访台，这两次访问导致了台日合作委员会
于次年成立；年中，日本军事代表团访台、台湾财务部长访日；年末，台湾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大开绿灯。
1957年至1960年的日本岸内阁时期，是台日政治关系20世纪50
年代的高潮期。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后立即改变了对华对台姿态。同年4月，在其支持下，第一届日台合作委员会在东京召开，岸信介的经济后台藤山爱一郎出席会议
；6月，岸信介亲自访问台湾。台湾方面认为，通过这次自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日本现任首相的首次访问，“修正了过去三年间在‘中立外交’的名义下，对共产党国家接近并和苏联复交的前任鸠山内阁的路线，使中日关系再度趋向密切化”。

岸内阁时期，由于其浓厚的反共色彩，以及“长崎国旗事件”后中日关系陷入“断绝”状态，台日关系发展平稳，台湾方面的态度由前一阶段对日的疑虑转而强调双方加强合作。但是好景不长，以修订日美安全条约为目标的岸外交触怒了日本人民“要求和平的思想”
，最终导致了岸内阁的垮台。
1961年至1964年，即池田内阁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日台政治关系的低潮期。池田内阁时期，强调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在池田组阁后仅10天，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刘宁一率团访日，这是长崎国旗事件后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访日，台报称，“这说明日毛关系已在部署新的开始了”
，次年1月，日本外相小坂在众议院发表外交演说，希望扩大和中国的贸易 。
其实在池田内阁执政的前两年，台日关系还是平静的，真正的转机始于1962年11月LT
贸易备忘录签字。当时池田内阁不顾台湾方面的抗议，对LT贸易以支持与谅解。其后，又同意对华出口维尼龙成套设备时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贷款，互设LT贸易常驻联络处，交换常驻新闻记者等，使中日关系发展到半官半民的水平，这引起了台湾方面的极大不满，台日双方领导人之间的感情也恶化起来。1963年9月19日，池田在会见美国赫斯特报系总编的时候说：“台湾反攻大陆的政策，没有根据，近于幻想。”三天后，蒋介石在台北会见该总编时反讥池田说：“如同(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一些日本人士一样，预言非其所长”。
同一天，台湾召回驻日“大使”，此时，又发生了“周鸿庆事件”
，这更加速了台日关系的恶化。次年1月，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日本彻底明确对台政策，“如果日本政府一意孤行，继续其媚匪亲共政策，罔顾我国以怨报德之精神，不惜牺牲中日两国间之既存关系，则今后在中日关系上所产生之一切严重后果，日本政府应负完全责任”。
随即台湾驻日本“大使”辞职，大使馆高级馆员回国，台湾当局停止了政府机关及公营事业的对日采购，甚至在台北还发生了袭击日本驻台“使馆”事件，台日关系在“建交”12年后面临断绝的危机。

后来，台日关系经前首相吉田访台，以“吉田书简”形式保证对华贸易不再使用进出口银行的资金，对台湾反共予以精神、道义支持，以及经过外相大平正芳访台进行修复，缓和了危机，但是台日关系在池田时代始终未能复原。

在岸时代和池田时代，台日关系面临的问题极为相似，即都是因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引起了台湾方面的不满和不断抗议，且都是在形势发展到关键时刻分别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和周鸿庆事件。不同的是，岸和池田政府对事件处理姿态不同，岸重视台湾，池田则较重视以贸易为主的对华关系，前者基本接受了台湾方面的要求，后者则不顾台湾方面的反对，结果，在岸时期，中日经济、文化关系几乎全部断绝。而在池田时期则是台日关系下降到战后以来的最低点。作为个人来说，岸成为第一个访问台湾的日本首相，而池田在1961年和1963年两次访问东南亚时，都没有接受台湾方面的访台邀请。

1965年至1971年，即日本政府的佐藤内阁时期，是台日政治关系20世纪60年代的高潮期。佐藤组阁后，旋即拒绝中共代表团入境，中日关系急转直下。1965年2月，池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关于“吉田书简”
，日本在道义上受约束，在法律上不受约束。佐藤政府一开始表现出来的向右转的倾向，使台湾当局也感受到了“佐藤内阁和其前任池田内阁有所不同”。
1965年3月，日副首相石井光次郎以特使身份赴台参加陈诚葬礼，8月台“外长”沈昌焕访日，11月张群访日，一时间台日关系密切起来。至1966年台报就台湾驻日“大使”魏道明离任发表评论说，“这两年中间，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真可算是风平浪静，一片祥和，这不仅是周鸿庆事件以来值得重视的情景，同时，即在抗战胜利以后的中日外交关系上说来，也是弥足珍重的好记录”。

1967年，台日关系在前两年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要人互访：上半年，台湾“副总统”严家淦访日；年中，佐藤荣作访台；下半年，张群和蒋经国先后访日，尤其是后者以“国防部长”身份访日，表明了台日关系的加强。

1968年以后，台日关系的密切性主要表现在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在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合作上。日本在联合国年复一年地作为指定重要事项方案的联合提案国，为维护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而四处奔走。直到1971年联大否决了日美等国提出的“逆重要问题”提案
。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台湾的政治“外交”关系的丧钟也敲响了。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的同一天，台日“外交关系”宣告结束。
3.中日建交后的台日关系(1972年9月中日建交至冷战结束)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上出现了美、中、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的地缘政治结构。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促使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在这种背景下，长期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政府也改变了对华政策。

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中国，29日中日双方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关于台湾问题，“联合声明”第二条明确规定：“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条指出：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各国不可侵害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此外，联合声明签字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作为邦交正常化的结果，台日条约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以上述方式宣告了“台日条约”的废除。1978年8月，中日两国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而使《中日联合声明》具有了法律基础，全面实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台湾与日本“断交”以后，双方基于互有需求之考虑，台日关系有增无减，台湾与日本保持着“非官方外交”关系。在政治方面，台湾当局与日本为持续保持双方非官方的联系，于1972年12月互在对方建立机构，即日本成立“交流协会”，台湾成立“亚东关系协会”，以作为“彼此沟通的管道”。目前，日“交流协会”在台北、高雄设有事务所；台“亚东关系协会”则在东京、大阪、福冈设有办事处。双方机构旨在负责处理相互间的“签证业务”与从事“民间贸易联系”。1973年3月，日本自民党滩尾弘吉纠集一些议员，组织了“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以民间名义“积极发展”与台湾的“亲善关系”。该会成员不断增加，如今人数已由成立时的60余人发展至200余人。1981年11月，在野的民社党亦成立亲台的“日华(台)恳谈会”，目的是“扩大”台日交流，如今该会成员众多。这些组织实际上均带有较浓的政治色彩。

在经济关系方面，台湾更加受到日本的渗透，表现为：
首先，双方贸易大幅增加，台对日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日本成为台湾最大的投资者，垄断台湾本地市场和出口贸易。
其次，台湾依赖日本技术，成为日本的加工厂。日本不但控制对台技术零件的出口，还进一步控制台湾的经营权。以汽车工业为例，台湾搞了30年，“每一家汽车工业虽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却没有一家能完整地自制一部汽车，往往引擎、重要部件都要依赖日本合作者提供。此外，台湾许多家电产业，也不过是日本家电产业在台的影子产业。至于20世纪看俏的OA产品(办公自动化机具)，日货更呈现九成的市场占有率。”据此，台湾“立法委员”彭百显在论述近30年来台日经济关系后认为，台湾经济仍是“日本的半殖民地”。

在人员互访等方面，日本各界一些要人，一直积极参与拼凑各种亲台组织的活动。现日本对台主要组织有经济界的“东亚经济人会议”(会长为大竹平八郞)；科学技术界“东亚科学技术协力协会”(理事长为前田正男)；文化界“日华(台)文化协会”(会长为宇野精一)、“福冈日华(台)文化协会”(理事长为秦三郎)。还有“亚东亲善协会”(会长为原文兵卫)、“日华(台)观光交流协会”(会长为有田喜一)等。

但是总的说来，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80年代后半期，中日两国共同致力于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在台日关系上，日本政府基本遵守了“联合声明”和“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精神，基本履行了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所做出的承诺，把日台关系限定在经济、文化领域民间的、非官方的层面上。
 
(二)冷战后台日的“实质性”外交关系
1. 官方往来频繁，层次不断提高
冷战结束后，台湾当局不断加强对日本的政治攻势，推行“实质性”外交。日本也极力提升双边关系，其实质性关系有所发展。
1991年4月，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章孝严公开访日；5月，日本外务省首次决定派课长级以“长期休假”方式出任驻台“交流协会”总务部长，并允许副部长以下官员以“私人身份”与台当局接触。

1992年5月，日本先于美国将台湾驻日的民间机构“亚东关系协会”改名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使日台交往的“准官方性质”日益明显；同月，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向李登辉发出访日邀请；11月，台湾利用“亚洲展望年会”的机会，派遣“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郭婉容、“总统副秘书长”邱进益、“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辜振甫出席会议，并与日本官房长官加藤广一、通产省大臣渡部恒三会面，这是日台“断交”20年来，日台官方“最高层次的会面”。

1993年2月，台湾“外交部长”钱复假借观光之名访日，大搞“度假外交”，台湾媒体认为这实质上是等于“承认”了台湾“外交部长”的身份，显示日本政府在缓慢修改对台湾的看法和做法；同月，辜振甫率台湾“工商团体访日代表团”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访问日本，受到日本的高规格接待；5月，日本通产省大臣政策局长访台，进一步提高了日本官员访台的级别；11月，日本官房长官武村正义在谈及日台关系时，第一次在公开外交场合称台湾为“国家”。

1994年，日本邀请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所谓副总理级)徐立德出席亚运会开幕式，这是日台“断交”以来访日级别最高的官员，大大提升了日台官员的访问层次；10月，当时的日本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在亚太经合组织负责中小企业的部长会议召开期间，与台湾当局的“经济部长”江丙坤举行了首次部长级的正式会谈。

1995年，日本派驻外国大使出任“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所长；在同年的亚太经合会首脑会议期间，日本打破了以往亚太经合会首脑会议仅允许台湾当局“部长级”官员参加的惯例，允许辜振甫这位不同寻常的人物与会，其用心可谓良苦。

1996年，日本国会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在台湾为驻日机构代表马树礼举行的欢送会上，日方公开称台湾为“中华民国”；“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驻东京办事处由25人增至150人，并新增经济、科技与政务三个组，职能扩大，级别升高，实际上已经成为“地下大使馆”；3月，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丁懋时秘密访日，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尾山静六就中国大陆军事演习时的台海形势交换了看法，台湾高級官员在安全问题上主动同日本协商，这在日台“断交”后尚属首次。针对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日本以“延缓第四次对华贷款”相威胁以支持台湾，成为除美国以外唯一对我国内政做出强烈反应的国家；外务省亚洲局局长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只是中国的说法，而不是日本的说法。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首次公开发表这种带有挑衅性的言论。

1997年，日本公开宣称“周边事态”实质上包括台湾，这在军事上为染指台湾海峡局势提供了根据。
1998年2月，李登辉夫人曾文惠实现以私人身份访日；4月，日本政府改变了25年来不承认台湾护照的做法，对所谓“中华民国护照”直接加盖入境许可印。

1999年5月，李登辉日文版的《台湾的主张》一书出版，这本书抛出的分割中国“七块论”，很快在7月份变成了“两国论”；11月，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访问台湾，与李登辉及台北市长马英九会面，表现了日本企图在台湾“总统”换届时控制局面，继续在台湾政坛施加影响的意愿。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日交往的频繁与级别规格的提升都是日台“断交”后的70、80年代所未曾有过的。
2.经济关系密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日双方的经贸关系更为密切。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台湾对金融业的开放，日本金融涌入台湾，许多日本银行和证券公司以及人寿保险公司也以非正式名义长驻台湾，不仅从事存贷款业务，而且掌握台湾金融市场情报，为日资企业服务。日本商社无孔不入，例如，日本大型百货集团相继登陆台湾，日本财团通过与台湾财团合作开设公司或技术合作，掌握了台湾百货业经营管理权和销售市场。
据统计，1991年，台日贸易额达到250亿美元，台湾对日本贸易逆差为96﹒93亿美元。
1994年，台日贸易额达345亿美元，其中日对台出口为238亿美元。 1994年，日本对台直接投资3.9亿美元，占台引进外资总额的24%
，到当年为止，外国与台湾地区技术合作项目共4031件，其中日本2379件，占总数的59.46%，远远超过居第二位的美国(782件、23.96%)
。1997年，日本是台湾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为407亿美元。同时，日本也是台湾的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台湾对日本逆差逐年扩大，经济在技术源头上也越来越依赖日本。2001年，双边贸易额达386.1亿美元，
其中台对日输出127.6亿美元， 输入258.5亿美元， 对日贸易逆差达130.9亿美元。
3.突破安全合作领域
冷战后，日本不断提高军费开支，推进质量建军，致力于装备现代化，军力不断提高，军事大国步伐明显加快。同时，日本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完成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从防备“日本有事”转为概念含混的“日本周边有事”。日本国内不断有人叫嚣“日本周边”覆盖台湾海峡，假如中国大陆以武力统一台湾，就威胁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日本就要出兵台湾。
近几年，日本在东亚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也比较频繁，防卫重心由北向南转移，具有明显的防范和针对中国的用意。台湾当局和日本出于各自的安全考虑，不断突破安全合作领域。

2000年5月19日，新任中华民国“总统”的陈水扁的《台湾之子》一书在日本国内出版，书中强调发展对日关系，确立两“国”在东亚安保的共同利益，同时确立了美日台三者关系的安全网。

2002年8月19日是，在台北召开了由日本、美国、台湾的军事和外交专家参加的正式安全会议。这是日美台在安全方面的新合作关系的开始，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增大是举办这次会议的背景。会议的名称是“美国、日本、台湾三边战略对话会议——台北会议”。该会议由“台湾智囊”以及日美的两家研究机构共同主办，而“台湾智囊”是在陈水扁“总统”关心下建立起来的政策研究机构。出席会议的有：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陈必照等8人，日本前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队司令金田秀昭等8人和美国前国防部日本科科长萨科特等4人。

        
 (三)台日关系发展的原因、制约因素及其走向
1、台日关系发展的原因
冷战后台日关系的发展，有着深刻、复杂的政治背景。从本质上讲，它源于日本的发展战略和台湾当局推行“务实外交”，以此“展拓国际生存空间”的利益需要。其具体原因为：

(1)国际背景
冷战结束之后，苏联对西方的军事和政治威胁突然消失了，西方已不再需要借助中国抗衡苏联。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奉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对一部分习惯以“冷战思维”思考问题的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客观事实。在这种国际格局发生大转变的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对中国实行各种制裁，企图压中国改变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另一方面纷纷调整与台湾当局的关系，提高派驻台湾的机构、人员级别、派遣部长级官员访台、接受台湾当局高级官员来访，甚至向台湾当局出售先进武器。其中最为突出的则是美国政府违背“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向台湾出售包括150架F－16战斗机在内的各种先进武器和允许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

(2)日本的国家利益
冷战结束后，日本加速了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1994年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第49届联大上的演讲可视为其全面走向“政治大国”的宣言书。亚太地区作为其实现“政治大国”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在日本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位置举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