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姆来中国，是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哲学家庄子与丹麦哲学家齐克果的比较研究。我和梯姆的交谈非常愉快，因为我还从未碰到过如此酷爱《庄子》的人。谈话快结束时，梯姆困惑地问我：“为什么不是每个中国人都阅读《庄子》，喜欢《庄子》，进而按庄子的教导生活？”
　　我告诉梯姆，英国作家王尔德读完《庄子》英译本后大为感叹：“这部完成于两千年前的中国书，对欧洲人来说依然早了两千年。”他的话对中国人同样适用。《庄子》既是哲学经典，又是文学经典，但不是史学经典，所以它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能够为两千年后的王尔德喜爱。据我所知，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也酷爱《庄子》。
　　庄子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小年”就是“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大年”就是“冥灵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对“冥灵”而言，两千年仅仅相当于一年，所以大多数中国人至今尚未按庄子的教导生活，也算不上特别冥顽不灵。何况还有更大的“大年”：“大椿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庄子的“大年”更大，他这样自况其学说的命运：“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一世是三十年，万世是三十万年。对庄子而言，三十万年仅仅相当于一天，两千年只不过是王尔德喝下午茶的一小会儿，离“万世之后”还遥不可及。
　　两千多年来，《庄子》弘扬的“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伟岸人格，为所有的中国帝王所不喜。中国帝王成功地禁毁了无数先秦著作，其书目可以在《汉书·艺文志》里找到。中国帝王又成功地灭绝了很多先秦学派，如墨家、名家，但中国帝王无法成功地禁毁和灭绝《庄子》，因为《庄子》是中国的灵魂之书。中国儒生尽管不得不熟读“四书五经”以便出仕谋生，但他们的至爱秘笈却是《庄子》，所以禁毁和灭绝《庄子》永远不可能成功。
　何况对帝王而言，维护政治利益只是后天偶得的非本质属性，追求精神愉悦才是先天必具的本质属性。因此站在世俗政治利益角度，帝王们固然知道《庄子》不利于专制统治，但站在个体精神利益角度，帝王们却难以抗拒《庄子》的致高诱惑。正如王尔德所言：“我什么都不怕，只怕诱惑。”
　　不久前，我在朋友家里偶遇美国女士简妮。简妮像梯姆一样热爱古典中国。我们才说了几句话，简妮就急切地问我：“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文艺复兴？”
　　我对简妮说，在当代中国奢谈文艺复兴为时尚早。许多人现在刚刚开始怀古，甚至有人正在竭力复古，但他们所怀所复的都是后轴心时代的汉唐、宋明甚至大清，而非轴心时代的先秦。欧洲文艺复兴的楷模，不是后轴心时代的中世纪，而是轴心时代的希腊，同时决非复希腊之古，而是以希腊为师进行前所未有的创造。假如中国真有文艺复兴，其楷模也不能是后轴心时代的专制中国，而必须是轴心时代的先秦中国。同时不能复先秦之古，而必须以先秦为师进行前所未有的创造。以先秦为师，就必须从阅读《庄子》开始。
　　然而被迫进入近代以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文化越来越深地滑入了历史底谷，很多中国人不仅丧失了阅读古籍的能力，而且丧失了阅读古籍的兴趣。他们宁愿读外国烂书的中文译本，也不愿读《庄子》的现代译本。他们成了生活在祖国的“文化难民”。
　　倘若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再阅读《庄子》、喜爱《庄子》并按其教导生活，那么中国文化在本土就终结了——更不必谈什么文艺复兴。但是两千年后，英国会有更多的王尔德，阿根廷会有更多的博尔赫斯，美国会有更多的梯姆和简妮。即使中国文化在本土终结了，《庄子》也不会消亡，因为它是属于全人类的不朽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