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孔乙己，环境是咸亨酒店。作者以酒店小伙计“我”的视角，写孔乙己在咸亨酒店里的表现和处境，将人物塑造和环境描写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作品开头就对咸亨酒店这样的典型环境进行了描绘，揭示出它独特的“格局”，这是一种体现严格的顾客身份的等级制格局，分为站着喝酒的短衣帮和坐着喝酒的穿长衫的上等人。在这里，有着骗人和被骗，也有短衣帮的防骗；单调无聊，掌柜的凶脸孔和主顾的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而“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这句话概括地写出了孔乙己在这里仅仅是一个只给人们带来笑料、让别人嘲笑的人。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这一句话便写出了他的身份和地位，由于穿长衫而不属于短衣帮，由于站着喝酒而又不属于有身份的上等人，两不沾边。这种非此非彼而又即此即彼的畸形身份的揭示，便使一个可笑而可怜的悲剧人物形象呼之欲出。作者以纯熟的艺术笔法，从不同的角度简略地勾勒出了孔乙己一生的形象。他是一个读书人，走过科举应试的路子，连半个秀才也未中，又不会营生，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替人抄书为生，但好喝懒做，终于走上偷窃的路，不断挨打，成了一副凄惨的落魄样。他一出场，作品就从肖像、衣着、语言、姓名来历、动作等多方面对他进行了精细的刻画：身材高大，青白脸色夹着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写出他形象的卑琐；十多年没有补和洗的又破又脏的长衫，写出他的贫穷；说话满口之乎者也，写出他的迂腐；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居然连名字都没有，只有“孔乙己”这一个绰号，写出他地位的卑微；付钱时，“排”出九文大钱，写出他没有钱又想作出有钱的样子和郑重其事的做作样。这是一个被科举制度戕害的可悲的不幸人物，迂腐卑琐却认真善良，有好喝懒做的坏脾气，又有从不拖欠的好品行，有和善的好脾气，又有偷窃的坏品行。而这样一个贫穷孤苦的人物，酒店的人们又是如何对待的呢?

    作品将人物置于特定环境中，精心设置了人物与环境关系的四个场面：第一场面是店内人们对孔乙己的取笑，取笑的方式是揭短，揭出他的偷东西挨打和识字但捞不到秀才，这真是如俗话所说：“哪壶不开提哪壶。”即使如孔乙己这样卑微的人也是有极强的自尊心的，于是他便涨红着脸争辩，以自己的逻辑维护自己的面子，说什么“窃书不能算偷!”而对后一个问题，则由不屑争辩而到颓唐不安。而人们所要达到的就是这样的目的，是要赏鉴他的不安和窘迫：“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人们的快活是建立在孔乙己精神痛苦的基础之上的。紧接着的两个场面是写孔乙己教“我”写字和给孩子们分吃茴香豆。教“茴”字有四种写法表现出他认真中的迂腐，分吃茴香豆体现出他和善的一面，“多乎哉，不多也”更写出他的可笑。他在人群中是寂寞的，这使他在无聊中转向孩子们，但“我”的瞧不起、不理会、好笑、不耐烦终至走开的态度，使他的诚恳不被领受。这对他是很大的打击。而“孔乙己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一句话更写出了多少悲凉，一个生命就这样在与别人可有可无的勾连中一无价值，凄凉寂寞的孔乙己不被人提起，掌柜记起的也只是他所欠的十九个钱。最后一个场面是在秋凉初冬气氛中，被打断腿的孔乙己又出现了，而掌柜伸出头去无视他的伤痛，首先提出的却是他所欠的“十九个钱”，然后揭他的病疮，步步紧逼，直往死路上逼他，写出了掌柜的毫无人性。被别人当作喜剧人物玩弄嘲笑的孔乙己终于悲惨地死去了。鲁迅曾说这篇小说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他深刻地写出了这个社会中人们缺乏最基本的同情心，不能感知别人的痛苦，反以别人的痛苦为乐的现实。这是鲁迅一贯批判的另一种“看客们”的心态。

    总之，孔乙己是一个悲剧人物，造成他痛苦的是这样三方面因素：一是科举制度封建思想的精神毒害；二是丁举人之流的肉体摧残；三是大众们对他的玩弄嘲笑。作者写出孔乙己的辛酸，在对他弱点的批判中，字里行间倾注了极大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