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文章一大抄”，几乎目前中国所有高校都有学者涉嫌学术造假或腐败。有人戏称这为“学术蝗祸”，其泛滥之广，已近法不治众的地步。
中国109名教授近日联名致信教育部及中央有关部门官员，呼吁抵制学术腐败。公开信认为，一些大学的“本校保护主义”，成为孕育新一轮学术不端和腐败的温床。那么，为何在学术腐败引起广泛斥责后，各大学府却仍愿意顶住压力、包庇教授。
教授学校成利益共同体
对于高校而言，教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学科建设的砝码，开除这些教授就是削弱学校自己的力量，和外校竞争的时候就处于下风。
而在高校的竞争之中，博士点的确立与否，直接关系到系和学院在“圈子”里的排名。尤其进入21世纪，高校科研经费呈指数级膨胀，以博士点和各级“教育基地”为依据的排名，对于经费的竞争几乎起决定性的作用。
一名高校老师直言说，“你是讲师，那么无论你什么年龄，就算你天分再高将来会成为大师，现在你也是没用的，因为评定博士点你派不上用场。讲师也没法为学校争重点学科重点基地。而教授，肯定是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棋子。所以，哪怕犯了错误，也要尽量保护。”
简言之，为了无休止的“评定”博弈，大学教授和学校成为利益共同体，教授数量是博弈的砝码，学会不会允许学术腐败锈蚀砝码的权重。除了高学包庇招至批评外，高校教授们则遭到媒体和民间从所未有的猛烈的批评。但中国的学术腐败已不纯粹是这些学者教授的个人品质问题。
体制之下 分身乏术的教授
学术腐败问题如此严重，这只能说明，这已不纯粹是这些学者教授的个人品质的问题，而是和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和学术制度的缺陷紧密相连。
中国的大学体制是目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的堡垒，远落后于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在职称晋升上，“五年计划”的节奏感体现得非常明显：一个讲师到副教授需要五年，副教授到教授又是五年，副教授到教授又是五年。无论学术成果多少，打破这一节奏都被称之为“破格”。满足年限要求的同时，还有对大学教师每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的要求。
一位高校教师说：“总的说来，我们的生存压力很大，想要取得成就，必须多出活，早出活，拿到自己的声名和利益。职称这个东西和很多实际的权利、待遇都挂钩。比如我们到北京开学术研讨会，教授可以坐飞机，讲师就要特批了才能报销机票。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家都要削尖了脑袋往教授里面钻。”
评上教授后，竞争激烈下，他们必须尽快出新成果，以稳定自己的地位。以北大教授王铭铭为例。本来王铭铭的成绩很突出，十几年前就翻译了很好的书（指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并且已经出版了10来本著作，发表了大批论文。但评上教授后，学校立即要求他出版新著，并且要在学术上有更多新成果。2002年，王铭铭著作涉嫌剽窃一事被媒体曝光。
不仅如此，那些作为学科带头人的教授、博导们往往要身兼教学、科研和社会事务。以南大教授潘知常为例。据悉，潘知常在南大十余年一直是明星教师，讲课极受欢迎。“旁征博引”是许多学生提到他时都会用的形容词。而且，他是少有的、愿意为本科生上课的名教授。南大的教师坦言说，“论学术能力，老潘肯定是名列前茅的。”那么，为何作为一名知名的教授、博导，他却一而再地被指剽窃。
学生们说，潘知常永远是很忙的，做项目、讲学、飞来飞去，在报纸电视上的出镜率颇高。潘的学生说，他往往半夜三点以后才睡，早上六点就起来。这样下来还有多少精力花在学术论文上？
这也许能解释，为何一头挑着官位、一头挑着学术职称的“双肩挑”教授，正是学术丑闻的高发人群。
学风建设委员会很可能成摆设
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袁振国已表示，“针对学界出现的诸多学风问题，教育部筹备了诸多时日的学风建设委员会即将正式成立。”但他同时表示，“这个委员会对于事实裁定没有法律的权力，它实际上是一种学术自律、道德自律的组织。”
学术腐败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问题在于，政府有关部门这些年一直在下气力抓这些问题，包括发布学术规范，但学术腐败、学术剽窃却愈演愈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称，几乎中国所有高校都有学者涉嫌学术造假或腐败。虽未经过统计，但此言绝非夸大其词。在《中国青年报》的调查中，六成学者承认自己曾用钱换论文。
面对如此普遍的学术腐败现状，设一个学术自律、道德自律的学风建设委员会绝对是不足以打消人们的担忧的。但斥责高校包庇、将矛头指向高校教授们，并非根除学术腐败的良策。要从源头断腐败之根，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大学体制。
大学教育体制已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严重脱节，不仅仅导致学术腐败猖獗，也是高校资金投入效率低，高校收受高额学费却仍然负债运行的原因之一。体制问题不解决，学术腐败无法根除。但目前还未见当局在大学体制改革上有任何实质性的举动。为，一些大学的“本校保护主义”，成为孕育新一轮学术不端和腐败的温床。那么，为何在学术腐败引起广泛斥责后，各大学府却仍愿意顶住压力、包庇教授。
教授学校成利益共同体
对于高校而言，教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学科建设的砝码，开除这些教授就是削弱学校自己的力量，和外校竞争的时候就处于下风。
而在高校的竞争之中，博士点的确立与否，直接关系到系和学院在“圈子”里的排名。尤其进入21世纪，高校科研经费呈指数级膨胀，以博士点和各级“教育基地”为依据的排名，对于经费的竞争几乎起决定性的作用。
一名高校老师直言说，“你是讲师，那么无论你什么年龄，就算你天分再高将来会成为大师，现在你也是没用的，因为评定博士点你派不上用场。讲师也没法为学校争重点学科重点基地。而教授，肯定是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棋子。所以，哪怕犯了错误，也要尽量保护。”
简言之，为了无休止的“评定”博弈，大学教授和学校成为利益共同体，教授数量是博弈的砝码，学会不会允许学术腐败锈蚀砝码的权重。除了高学包庇招至批评外，高校教授们则遭到媒体和民间从所未有的猛烈的批评。但中国的学术腐败已不纯粹是这些学者教授的个人品质问题。
体制之下 分身乏术的教授
学术腐败问题如此严重，这只能说明，这已不纯粹是这些学者教授的个人品质的问题，而是和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和学术制度的缺陷紧密相连。
中国的大学体制是目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的堡垒，远落后于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在职称晋升上，“五年计划”的节奏感体现得非常明显：一个讲师到副教授需要五年，副教授到教授又是五年，副教授到教授又是五年。无论学术成果多少，打破这一节奏都被称之为“破格”。满足年限要求的同时，还有对大学教师每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的要求。
一位高校教师说：“总的说来，我们的生存压力很大，想要取得成就，必须多出活，早出活，拿到自己的声名和利益。职称这个东西和很多实际的权利、待遇都挂钩。比如我们到北京开学术研讨会，教授可以坐飞机，讲师就要特批了才能报销机票。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家都要削尖了脑袋往教授里面钻。”
评上教授后，竞争激烈下，他们必须尽快出新成果，以稳定自己的地位。以北大教授王铭铭为例。本来王铭铭的成绩很突出，十几年前就翻译了很好的书（指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并且已经出版了10来本著作，发表了大批论文。但评上教授后，学校立即要求他出版新著，并且要在学术上有更多新成果。2002年，王铭铭著作涉嫌剽窃一事被媒体曝光。
不仅如此，那些作为学科带头人的教授、博导们往往要身兼教学、科研和社会事务。以南大教授潘知常为例。据悉，潘知常在南大十余年一直是明星教师，讲课极受欢迎。“旁征博引”是许多学生提到他时都会用的形容词。而且，他是少有的、愿意为本科生上课的名教授。南大的教师坦言说，“论学术能力，老潘肯定是名列前茅的。”那么，为何作为一名知名的教授、博导，他却一而再地被指剽窃。
学生们说，潘知常永远是很忙的，做项目、讲学、飞来飞去，在报纸电视上的出镜率颇高。潘的学生说，他往往半夜三点以后才睡，早上六点就起来。这样下来还有多少精力花在学术论文上？
这也许能解释，为何一头挑着官位、一头挑着学术职称的“双肩挑”教授，正是学术丑闻的高发人群。
学风建设委员会很可能成摆设
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袁振国已表示，“针对学界出现的诸多学风问题，教育部筹备了诸多时日的学风建设委员会即将正式成立。”但他同时表示，“这个委员会对于事实裁定没有法律的权力，它实际上是一种学术自律、道德自律的组织。”
学术腐败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问题在于，政府有关部门这些年一直在下气力抓这些问题，包括发布学术规范，但学术腐败、学术剽窃却愈演愈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称，几乎中国所有高校都有学者涉嫌学术造假或腐败。虽未经过统计，但此言绝非夸大其词。在《中国青年报》的调查中，六成学者承认自己曾用钱换论文。
面对如此普遍的学术腐败现状，设一个学术自律、道德自律的学风建设委员会绝对是不足以打消人们的担忧的。但斥责高校包庇、将矛头指向高校教授们，并非根除学术腐败的良策。要从源头断腐败之根，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大学体制。
大学教育体制已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严重脱节，不仅仅导致学术腐败猖獗，也是高校资金投入效率低，高校收受高额学费却仍然负债运行的原因之一。体制问题不解决，学术腐败无法根除。但目前还未见当局在大学体制改革上有任何实质性的举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