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4月7日的《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一次砍掉了174项地方行政审批，取消外来人员就业证、招工“农转非”指标的审批等地方性行政许可事项，占原有行政许可事项的一半以上。按照部署，目前全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针对以往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集中大规模的清理。……

　　我们可以预见，随着7月1日的临近，为了迎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各地将会有更多的不符合现阶段市场经济秩序的行政许可事项被废止，这为推进我国行政许可行为的法制化、规范化建设，对于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无疑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过往的许多经验证明，我们现在必须放弃盲目乐观的态度，理性的面对可能出现的地方行政审批权力的恶意反弹，并尽快制定必要的预警措施。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政府的进程，已经走过了近20年，继《行政诉讼法》之后，《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相继制定和实施，每一部新法的诞生，我们都会为之热情鼓掌并寄予厚望，但政府的权力却并没有因为这些法律的实施而受到多少约束，追求有限政府的目标，最后总是衍变为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展；建设法制政府的规章，最后都变成促成权力政府的理论依据；中央总希望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给市场主体和个人以最大的法律自由，但是，在许多地方和部门“全能型政府”的影子反而越长越大，市场主体对政府的依附性更大了，个人可发挥创造的空间却更小了……

　　《行政许可法》在取消了政府过去大量的不必要的规制后，把某些所谓必要的规制转到了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实施，表面上看是还市场主体和公民个人以自由，但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有许多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是从政府机关衍生出来的，他们并没有从市场中真正成长起来的经历和基础，所以，民间也时常叫他们为“二政府”。“二政府”危害很大，它没有传统政府的行政约束，但却有垄断的权威和独立生长的自由。大批的行政审批权力如果转到这些机构或组织中去，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甚至比传统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

　　法治政府的基础是政府法制的统一。《行政许可法》明确限制了部门和地方的许可设定权力，这可以看作是克服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弊害的法律依据，但在取消中央政府部门的许可设定权的同时，又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只能因行政管理急需设定不超过一年期限的临时性行政许可。我们知道，有许多的行政许可往往争权牟利的幌子，地方许多部门依靠行政许可创收也时常被认为是财政负担的风解，还往往有地方人大的授权程序。在利益的驱动下，“临时性行政许可”可能会被许多地方部门钻了空子，采取“间歇性许可”或“阶段性许可”的变相手段来分化、瓦解这项规定。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许可实施的公开原则和一套相应的制约机制：首先，法律要求行政许可的事项、条件、程序必须公开，不允许暗箱操作；其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根据其性质，有的必须经过公开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程序，有的必须以经过统一考试为前提，有的必须事先依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检验、检测、检疫，凡未经过这些法定公开程序的，所实施的行政许可行为将被有关机关撤销或确认无效。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法律能够规定无效，那么法院就必须有权利裁决无效。这在理论上可以不成为问题，但在实际中，基层法院会受到当地政府的种种制约和限制，他无法裁决或纠正政府的违法行为。如果司法要独立，那么人大就必须有名至实归的最高权力。这样就会牵扯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背景，显然，对《行政许可法》的这一条原则因为只能做理论上的探讨，所以也最容易被一些人钻空子。

　　《行政许可法》是一部里程碑式的法典，尚有许多问题需要靠即将启动起草的《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来完善，对行政审批权力可能出现的反弹，笔者也无须再做预计了，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希望有关权力机关能够尽快制定必要的预警措施。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有言：“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善也。”古人又言：“若徒立善法而难行，则天下非能善也。”这说明，一部好的法律如果得不到很好地贯彻落实，那么就毫无意义。清代名臣曾国藩曾把采用强力推进改革的某些措施，称为“雷霆”手段。古人的这些思想仔细体会别有深意，也很值得今天的人们积极借鉴。《行政许可法》是有效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的法典，必须依靠更强硬的法律力量来确保其实施，这个强硬的法律力量，我们必须在现在就着手建立起来，以面对今后复杂的局势和可能会出现的问题。